作者：研工部
上传时间：2015年11月06日 00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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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作璋，当代知名历史学家。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，曾被日本学者誉为“秦汉史之大家”。作为山东人，安作璋先生对齐鲁文化情有独钟，并发表诸多高见。晚年的他，还主编了多种普及性历史读本。他主张传承国学要“两条腿走路”，这与他坚持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普及传播相结合之思路，是完全吻合的。在山东师范大学教职工宿舍，年近九旬的安先生接受了我的专访。
问：您出生在一个科举世家，这样的出身对您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？
安作璋：一个人，在年幼的时候，主要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，两者当中，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应该更大些，因为他与父母接触的时间比较长。父母的教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当时的学习，都是蒙学，比如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朱子家训》等读物。在那时，文盲多，知识分子少，中级师范皇冠9393体育平台毕业的知识分子就很少，大学毕业生就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。
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家的大门两旁有一副对联：“忠厚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。”这副对联，其实就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： “忠厚传家远”是说道德层面，“诗书继世长”是说学问层面，概括起来，就是“道德学问”四个字。儿时的教育，对我后来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也有很大关系。古人云：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”，谓之“三不朽”。我认为，立功，要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，一般人很难做到。但是立德、立言，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到的，至少可以作为终生奋斗和追求的目标。
问：您是著名历史学家，一生探究学问的真知。在您看来，治学的乐趣在哪里？
安作璋：其实，治学的乐趣，还是在道德和学问上。治学不但可以培养人的道德情操，而且还可以增加人的智慧。这些都是在治学中所体会到的无穷乐趣。历史学不仅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，它还是一门智慧学、一门道德伦理学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北方很多地方都沦陷了，爱国青年都不愿接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，流亡到了当时的抗日大后方——皖北。那时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，住的是临时用土坯垒起的草房，吃的是高粱米窝窝头，学习没有课本，更没有参考书，主要靠课堂笔记，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同学都得了传染病，如猩红热、疟疾、疥疮，关节炎等。猩红热最危险，一旦患病，失去生命的几率很大。除了这种传染病，其他三种病我都曾患过。尤其是关节炎，后来还落下了后遗症。
当时生活艰辛、学习困难，加之疾病缠身，曾一度面临绝境，而支持我生活和学习的勇气,就是历史人物在逆境中百折不饶的艰苦奋发的故事，我常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“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”来激励自己，这使我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，考上了齐鲁大学历史系，走上了终身治学、教书、育人的道路。
问：您曾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文章，论及了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。您认为齐鲁文化在今天的华夏文明中依然占据重要的位置，是不是与他昔日的官方文化地位有关？
安作璋：齐鲁文化不单纯是官方文化，它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。而其中，齐鲁文化又以儒家文化为主。谈论国学，齐鲁文化应是重中之重。
问：您如何评价儒家文化？
安作璋：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，我们不论何时都不能丢弃这个根，否则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因此我们要保持住几千年来所积累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。中华文化有三大支柱，分别为儒、释、道。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，儒家基本上已经把佛、道家两家有益成分吸收进来了。魏晋时期，“援道入儒”，把道家的一些成分吸收进了儒家，由此形成了玄学。唐宋时期，“援佛入儒”，把佛教的一些成分也吸收进了儒家，形成了理学。因此探讨中华传统文化，重点应是儒家文化。
今天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儒家文化相结合。我认为，二者必须结合，而且能够结合。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，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。这是因为儒家文化不仅具有兼容并蓄的特性，而且它们在内容上也有许多契合之处。儒家文化的大同思想、民本思想、和谐思想、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，都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共同性和兼容性。因此，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，能实现其符合时代需要的现代化转化，不仅可以避免儒家文化走向穷途末路，而且能使其不断发扬光大。而马克思主义，由于与儒家文化的结合，也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深深扎下根来，从而更具有中国特色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走向。
问：您怎么看国学在未来的传承？
安作璋：传承国学，有一个正确处理、提高和普及的问题：即要争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：一方面要有一部分专家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，另一方面还要做好普及工作。将国学研究成果从学术殿堂延伸到社会，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，这叫做提高和普及相结合。这样才能发挥国学的最大社会效用。（访谈人：常强）
报道链接：http://guoxue.ifeng.com/a/20151106/46131515_0.shtml
